浅谈人物肖像石雕历史起源
李星
在艺术海洋的生态体系中，肖像雕塑以它特有的材质分量和形象体量诉说着关于历史和人的命运。它是沉默的，因为它就是个物件儿；但它又是活生生的，因为它是我们灵魂的宿主。在它坚硬的表面，那流畅起伏的轮廓闪动着雕塑家情感的光芒，而在它坚实的体块深处，是期待我们用心灵来聆听的凝固的音乐。尽管那些沉默的肖像经历了世事的变迁，但它们总以顽强的生命力量穿越时间的帷幕，对后人的心灵产生潜移默化的侵润，让人们在它们的面前生发对历史的追问与感怀。
用肖像的形式塑造和刻画人物，为的是浓缩人生历程、突出塑主的性格与精神，使被雕塑的形象生命既存在于物质材料之中，又脱颖于物质材料，成为展示人生价值的重要形象，从而成为人本主义的最佳载体。这是肖像雕塑的价值所在。
肖像雕塑的塑主主要以伟人或名人为主，但也不乏带纪念性的普通平民形象。肖像作品是艺术家对人物主观认知的产物，借助它，艺术家能表现其艺术思想，彰显其艺术个性。但我们通过肖像读解的首先是塑主特征，这便决定了肖像雕塑的写实基调，个人的艺术诉求一定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对于成熟的艺术家而言，写实的要求并不会阻碍风格的取向和个性的张扬，从历代的肖像雕塑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不只是现实主义的，它完全可以同时标注为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等的综合与各种适当的艺术风格及流派标签。
肖像雕塑是艺术家通过对塑主的综合特征及独特气质的形象解读，并通过对物质材料加以“雕”与“塑”的艺术表现的结果。这里首先派生出对客观特征和艺术家的主观因素的不同认识。优秀的肖像雕塑首先需具备准确把握人物外在结构（形象的外在特征）和对人物内在精神的准确提炼，并遵循雕塑艺术的表现规律和语言特征加以呈现（客观特征的再现）。而其艺术化程度和个性化程度则依靠艺术家的个人修为和对雕塑语言的驾驭能力（主观意识的表现）。也就是说，其“艺”必须建立在“术”的基础上。只强调艺术意境之高，语言之个性，并不适用于肖像雕塑的考量范围。肖像雕塑可以包含雕塑家深刻的艺术判断，但不应夸大艺术化程度而回避客观再现的基本要求。
“神形兼备”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肖像雕塑最为公认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准则，但要求“神”与“形”通过一个“兼备”则往往模糊了两者的主次，如果不分清其上下和前后的关系，则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结果。其实标准只是不同程度的好坏，而所谓“兼得”往往是对不同标准的狡辩，甚至成为对缺乏外在形象把握能力的忽悠。笔者认为：“形”在前、“神”在后，“形”在下、“神”在上。“形”是“神”的基础，“神”只有通过“形”来传达。所谓“神”似，实质上是对塑主典型神态和独特表情的准确把握；所谓“形”似，便是对塑主形体比列特征的准确把握。肖像艺术的完美始终处于过程之中，由于人类对完美无尽的追求，以及艺术表现力的自身限制，所谓“神形兼备”的完美也只是相对的标准。那么，就过程而言形与神孰轻孰重？笔者所给出的答案是：肖像雕塑应是以“形”为核心的内与外的准确表达，如果外在形象的结构特征尚未及准确，便谈内在精神的表现是不可能的。肖像雕塑的艺术特性并非架空于雕塑本身存在，其实现的基础是不同创作者的雕塑认识方法和艺术语言特性，以及对肖像塑主的理解和情感的把握；而作品自身的艺术化和个性化本属审美取向的自然流露。
单纯的肖像雕塑可以在西方雕塑史中看到完整的发展轨迹，西方的肖像雕塑很早便具备了完备的功能和人本主义艺术特征。早在希腊化艺术后期便出现许多歌颂哲人、诗人的肖像作品，随着强盛的古罗马时代的到来，王富贵族们出于自身统治目的的需要，请雕塑家直接为其造像，随即形成了肖像雕塑史上第一次高潮。那时的每一尊肖像都有着具体的人，有具体的身份，甚至有摆放的具体地点。艺术家们精湛的写实技巧使得每一尊雕像中的人性与灵魂得以充分显现，但艺术家自身的个性和追求则在其中少见闪光。直至文艺复兴之后，肖像雕塑在艺术上开始了它长达数个世纪的的发展，艺术家个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的施展，个人的情感得以充分的表达。这一时期雕塑所涉及的人物从神到统治者、从科学文化名人到普通老百姓，肖像雕塑通过数百年的发展和积累，建立了评判标准和审美准则，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以肖像为主的人物雕塑在很长时期内垄断了西方雕塑的主要表现领域。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现代主义的衍生，肖像雕塑逐渐退出了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舞台，并被排除在现、当代艺术主流之外，只是零散的存在于少数个别需要的创作中，成为真正意义的西方传统艺术。
肖像雕塑在中国则有另外一番情景。
在中国古代造像中不乏十分精彩的人物雕塑作品，其造诣之高超绝不在西方肖像雕塑大作之下，但它却一直远离于中国古代的精英文化之外，究其原因，则需从东西方文化根源上获取答案。从表面上看，肖像雕塑的起始依赖于帝王及统治阶层的政治目的和审美取向。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统治阶级虽同样出于歌功颂德和显示其威仪而建立雕塑，但多回避西方人直接塑造自己的方式，往往采用龙凤、麒麟等象征手法或以军队仆从来烘托自己的伟大与尊严。因此，单纯的肖像雕塑在中国古代并未成型。从深层次看，则与长年封建统治下的文化取向密不可分。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传统雕塑更多的附着在宗教造像之上，它的创造者和建造目的使得它从根本上无法融入到以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诗书画创作即所谓精英文化的发展体系之中。
但是，中国古代没有肖像雕塑传统的结论并不能否定中国古代雕塑营养对当今肖像创作的滋润。事实上，不少雕塑家早就在肖像创作中进行着吸取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彩实践。可以断言，几千年的传统宝库曾经并正在继续哺育中国雕塑（尤其是肖像雕塑）并推进其不断演绎。要探讨中国近代肖像雕塑的发展系统，必须将眼光投向近代美术教育的客观演进上来。
现代形态的中国肖像雕塑首先建立在西方雕塑的语言体系之上，并于20世纪初由早期艺术留学的学子引入中国。当时的肖像雕塑创作顺应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的进步要求。雕塑家用手上掌握的写实雕塑技能塑造了各类革命先驱、爱国志士、文化名人的肖像作品，用这门艺术为民族进步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早期的留学雕塑家与共和国成立之始的留苏队伍，共同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的写实主义流派，也一道搭建了以美术学院为主体的雕塑教学体系，并在之后五十余年的雕塑教学和创作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目前各大美术学院也因而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派体系。这种以写实为基础的雕塑表现手法影响了数代雕塑家的基本造型手段。
扎实的学院造型基本功底是优秀肖像雕塑的根基，对肖像的塑主的认知程度是肖像雕塑成为优秀作品的前提。在我国，接受过学院造型训练的雕塑家是创作肖像雕塑的主要力量，原因在于要将人物的形体比例、表情、姿态等客观特征根据造型规律恰到好处地实体化、物化为准确的雕塑形象，即准确“雕”和“塑”的过程是需要接受系统训练的。我国各大美术学院雕塑专业四至五年的学制安排，首先为这种准确表达提供了技术层面的支持。在人物准确表现的基础上赋予雕塑以高尚的人生理想和真善美的艺术观，有赖于雕塑家对写实雕塑事业的敬重和热爱；使其具备深刻的内涵和审美价值，则更需要雕塑家对自身要求的不断提高。
人物肖像雕塑在近代中国雕塑史上有着完整的实践体系。中国的雕塑家绝大多数是通过学习人物雕塑进入广阔的雕塑艺术领域，由于写实体系的根系源于西方，他们从学习美术伊始的素描石膏像写生到掌握雕塑语言的泥塑写生头像，主要使用的是西方的观察和表现方法。由于是用欧洲雕塑语言来说中国的事，雕塑家在中国人物肖像创作的语言上往往面临着是否得体的质疑。这首先表现在塑造对象的种族的特征差异上，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观察和表现的着眼点上，这种差异主要集中在东方的线性写意与西方的空间理性的认识和解读形象的区别上。中国人自古就有别于西方人的看待和表现世界的方法，所以写实肖像一经引入，便开始了吸取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实践，但这种实践往往容易流于表面形式的借鉴，写实肖像雕塑民族化的融合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雕塑家需要解决的课题。但笔者认为，现代中国肖像雕塑的人本主义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与西方肖像雕塑并无根本性的差别，民族化的提出不应只是对民族雕塑语言的借鉴，而应在作品的艺术品格上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精神特质。其实无论东西方，只要好的或好用的就是全人类的财产，没必要过于较真。我们更没有必要出于民族自尊心盲目的摒弃和夸大某些东西。
由于时代的原因，早期的中国雕塑家因时代赋予的使命进行了大量的肖像雕塑创作，那个时期，时代对艺术创作的希望也是大多数艺术家个人创作的理想，雕塑家无论是自主创作还是委托性质的创作，在思想内容及表现形式上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当代中国的飞速发展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艺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相互撞击、相互影响，促使艺术家对当代艺术价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各类艺术取向也在不断影响雕塑家的创作。与其他艺术创作相比，传统肖像雕塑的单一内容以无法满足雕塑家更广泛的艺术创作诉求。就当代雕塑艺术而言，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少数专攻肖像雕塑家之外，其内容的局限性使大多数艺术家选择了更广阔、更自由的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我们同时也看到，历史人物被当做特定的文化符号，却在当下的艺术创作中频频出现且大行其道，当然艺术家对历史人物的某个特征或特殊文化属性进行完全个人化的艺术解读，这已非我们谈及的肖像雕塑了。
同时，肖像雕塑在创作本质上受制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它的社会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当代雕塑家的一部分艺术探索。当下这类创作已经很少是创作本体的主动需要，而逐渐被定件式的客体需求所代替，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艺术家针对单纯的肖像雕塑进行纯粹的艺术探索了。更多的肖像雕塑是因为纪念的需要，或是因文化建设需要被置于某一公共设施中而呈现出公共艺术及社会定件的特征。甚至可以这样说，当下的中国肖像雕塑在某种程度上因公共艺术需要被定件化了。
随着近些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各地政府出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对历史的挖掘与弘扬，公共雕塑被视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以历史名人为主要创作对象的肖像雕塑及以历史风俗为主的平民情景雕塑，如同雨后春笋般竖立于各地的公共文化设施之中。我们有着悠久灿烂的古代历史，人文荟萃，在近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中也同样孕育了众多的伟人、英雄，不同形式的雕像提升了文化、点缀了环境、丰富了视觉。但无论历史名人、革命伟人在各地的城市雕塑建设中却免不了重复和雷同，抢夺名人资源、纷纷为其立像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这就需要雕塑家和雕塑的建设方放宽艺术眼界和创作尺度，结合建设地的独特文化特征，更深入的研究塑主的生平和个性，开阔创作思路，使得同一人物的雕塑在不同地方呈现各自独特的形式和风格。
众所周知，公共艺术是有限定条件的艺术创作和设计，肖像雕塑被放置于公共环境之中则更需考量环境的要求，这种需要不仅是环境美学层面的，而需符合社会公众对肖像塑主的解读和对雕塑创作的认知度。这一点对于肖像雕塑的创作者而言既是约束又是挑战。在我国艺术教育不是普及教育，除了艺术爱好者，绝大多数人对雕塑艺术创作规律一无所知，这也导致此类雕塑所带有的限定要求往往很难和雕塑家自身的创作理念一致。这种既要保留带有委托的限定性，又要最大限度体现创作价值的肖像雕塑是当代肖像雕塑家面临最大的难题，也是肖像雕塑完成社会功能的最大课题。正因如此，全社会应真正关心雕塑艺术、了解雕塑艺术；雕塑家在提高自身艺术素养的同时，应着重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能力，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努力寻找肖像雕塑创作的突破点。
现在，随着国内雕塑家群体基数的扩大，大多数专业雕塑家又都有着创作肖像雕塑的经历，所以当下被赋予公共艺术功能的肖像雕塑仍有较广泛的创作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发展，艺术如何演变，肖像雕塑以它独有的艺术语言和社会功能保证了其独立性的长期存在。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人，无论任何时候，肖像雕塑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它在雕塑艺术中所占有的的地位就不会被替代。我们也确信中国的肖像雕塑与其他类型的雕塑艺术一样，必将一同构建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瑰丽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