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以祭魂
吴为山
甲午正月，石城细雨；虽是早春，却泛着冬的凉意。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缅怀当年遇难同胞的人络绎不绝，如同清明；默默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的观者在与纪念馆群雕《逃难》的相遇中，神情尤显凝重。
2014年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以每年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从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承载的纪念意义更为突出。回忆几年前，我接受了为纪念馆扩建工程创作大型群雕的任务，那是在2005年12月15 日，正是“南京大屠杀”祭日12月13日的两天后。
那一年，时值寒冬，北风凛冽，我的心在颤抖——
时间仿佛转入1937年的血雨腥风：逃难的、被杀的、哭喊的……那屠刀上沾满的鲜血正滴在侵略者的日本军靴上……我恍惚走向南京城西江东门，这里是当年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现场之一。白骨累累，正是无数男女老少平民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铁证；而今扩建纪念馆，又从地下挖出一批尸骨。虽然这一带如今已是新楼密布，住宅群立，但若极目西望，仍见江水滔滔，仿佛冥冥中潜流涌动，俨然30万亡灵冤魂的不绝哀号。
自1982年我求学于南京，至今20多年间，我常常陪友人、国际来访者甚至日本同行来此凭吊。我们也常常看到日本人士抱着忏悔和赎罪的态度来此献花，我觉得这是每位有良知的人类一分子敢于直面历史应有的态度。这种带有人性真善情怀的悲剧意识，正是人类和平的心理基础。
2005年4月，我于樱花盛开时节应邀访问日本东京并举办雕塑绘画展。作品内蕴的汉风唐韵感动着一衣带水的邻国观众，他们频频抒怀，论到当年秦朝徐福率众寻求仙草，也谈及唐朝高僧鉴真六次东渡。文化渊源的共通当获得彼此的理解；然亦有不解，《朝日新闻》记者问：60年过去了，中国为何“还不放过大屠杀事件”？
我的回答只能是：以史为鉴，则后事可师矣。
摆在国人面前的是，尽管当年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皆以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了正义的判决，仅东京审判就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作了书面证言。法庭受理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判决书厚达1213页。可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这次战争的性质和责任问题上，基本上采取暧昧、含糊其辞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其极右势力更是根本否定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他们不仅对这次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还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的“虚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8月15日，日本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人去靖国神社参拜，甚至连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都坚持连续参拜供养着大战犯东条英机亡灵的神社。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实际上是对侵华战争包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罪行的全面翻案。令世界人民震惊的是，2013年12月26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顾国际舆论参拜靖国神社——一个公然否认铁证史实的国家首脑及其右翼人群，是未来世界和平的重大隐患。
再看国内的状况。国家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建设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普遍淡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人对人文理想和精神价值的追求；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在个人主义膨胀的社会环境中也渐渐模糊。曾有媒体报道，一批“明星”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边看着受害者名字边笑着喝矿泉水。这张照片被登在《扬子晚报》上，再看看图片文字说明，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的子孙对自己民族历史上的灾难、耻辱竟如此冷漠，这其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世界现代史上的三大惨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在未来会重演吗？在当今和平环境中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耸人听闻，但细细想来，则令人忧心忡忡。
可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程的扩建是历史的需要，这是人类的灵魂再造工程。扩建工程首先是建筑，史实物证的陈列是纪念的基础，它是体现精神的载体；而作为凝固历史、铸造国魂的雕塑则是透过眼球、直击心灵的形象，它是人们认识客观史实最为直观的参照。
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重要的地点，如此壮观的场馆，雕什么？塑什么？雕塑者如何为之？
首先是立意，立意的基础是立足点。是站在南京的角度看待这座城市曾经的血泪，同情于当年民国首都市民的悲惨遭遇；还是站在国家的立场看待吾土吾民所蒙受的屈辱，立足于警示国人从历史高度来正视和反思这段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兽行下的民族劫难？作为纪念馆群塑的创作者，我认为，必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仇恨和凭吊，升华作品的境界。
回顾一下我国自20世纪至今所有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几乎都是再现历史场面，那种将国恨家仇倾注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时代的必然。当年，一个遍体鳞伤的弱国没有能力祈求和平；今天，中国日益强大，世界日趋文明，作为曾经的受害者，中国有责任控诉战争，中国有责任告诉世界，和平是人类精神所栖。如今的中国已经有实力、有自信：描述祖国母亲的蒙难经过，凝固平民大众其惨烈瞬间；呼唤民族精神之迅速崛起，祈望和平景象如日月永驻——这应当是整个作品的表现核心。
立意明确后，要解决的是作品的取材与形式。许多建议几乎异口同声：在纪念馆入口处表现白骨成堆、尸横遍野，在主建筑下面设计血流成河。而我则认为，纪念馆地处喧闹的现代商业街区和人居环境中，世俗的生活场景与惨痛的历史悲剧之间需要空间过渡。雕塑，既要使人一目了然，又要引人层层深入，让观者的悲情意识由内而生。因此，采取史诗般的群雕组合形式，可以达到超越一般意义的叙事效果；可以令苦难的诉说与观者产生跌宕起伏的情感共鸣；可以由这立体的史诗所生发的美之力量，去鞭挞罪恶，去反省软弱；于人类，渗入灵魂深处，荡涤一切污浊。这样的群雕有别于为政治服务的单一化、极端化、脸谱化的臆造，而是以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为代表的普遍人性作为切入点去深刻表现。
在这恢宏构想的意象笼罩下，一种悲壮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一个强有力的旋律逐渐形成：高起—低落—回转—上浮—升腾——
这旋律贯穿着群雕的悲怆主题：首先是富有体量、形态、张力的《家破人亡》（12米高）；继而是各具神态、体态的《逃难》群雕（10组人物）；再就是由大地发出吼声、颤抖之手直指苍天的《冤魂呐喊》（12米高的抽象造型）。这组群雕以三角形体面的纪念馆主体建筑为背景，组成低沉而激愤的乐章。这乐章将观众统摄于悲天悯人的气场中；让每一位步入纪念馆的人，每见一根白骨，每见一件血衣，都能产生无限的悲恸。
优秀的创作方案是设计思想的体现；但只有设想服从公共艺术，走向公共空间，成为公共景观，这一物化后的精神载体才能称为公共艺术作品。当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感染了观者，当作品的形象转化为大众心灵的寄托，该作品才算真正的存在，其艺术价值、社会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方案的评审通过至关紧要，否则无以实施。评审是复杂的，比创作更为艰难，这涉及所有专家评委、所有领导的审美眼光和对作品立意的认同。作为与建筑相匹配的雕塑作品，其设计方案能否通过，建筑师往往拥有优先话语权。但是建筑师强调的是建筑主体，他们认为雕塑只是建筑的配角，只是点缀、装饰；而雕塑家则强调雕塑的纯精神意义和艺术感召力；一般争论焦点会集中于作品的体量和尺寸方面。
我预感到评审难度，决定以三种展现方式呈送自己的设计方案，力图让评审专家、领导能够全方位地对方案进行了解，争取一次通过。根据我的经验，若一次评审不能通过，再根据诸多意见进行修改，不仅方案的风格、特点会显得不伦不类，且评审结果也遥遥无期。
这三种展现方式：首先是创作方案的图片，配文字说明；其次是电脑图像浏览，配音乐，旨在使观者情感随图像画面进入情境；再有是按建筑与雕塑的缩小比例制成大型实景模型，配灯光，使观众身临其境。第三种方式所付出的人力物力是巨大的：我到一个未落成的美术馆大楼里，在大厅里作了80米长的模型，主题雕塑模型做到6米高，营造了一个实景空间。2006年9月份，中共江苏省委组织了全国十多位专家前来参加评审，亲临现场的人们都被这样详尽的展现方式所震撼 ——方案得到一致好评，通过了！
后来，省里主要领导根据专家意见，还特地叮嘱：实施过程中要保证方案的完整性。然而如我所料，我设计的主题雕塑其12米的高度遭到建筑师的反对——建筑师对该建筑的配套雕塑规定为只能有5米高。我以自己的创作初衷与之相持半年。我认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建馆宗旨是纪念遇难同胞。著名建筑大师齐康院士在现场认真比较18米高的建筑与雕塑的比例后断言：雕塑在此不能低于11米——这与我的设计方案很接近！
我的这组群雕的第一部分是《家破人亡》。该雕塑的创作采用“大写意”手法，雕塑造型似大写的“人”字，母体赤足立于大地，化作巨岩，化为山河，手中的儿子化为山脉。作品以12米高度，且表现被凌辱的母亲悲痛欲绝，无力地托着死去的儿子向着苍天呼号，无助地承受屈辱而内心绝不屈服。“她”是千千万万受难家庭的代表，“她”是祖国母亲蒙难的象征。雕塑配以诗文：
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
被活埋的丈夫永不再生，
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
苍天啊……
而今已落成的这尊标志性雕塑，羸弱而嶙峋的高大身躯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让走近“她”的人望而生悲，产生强烈的压抑感。雕塑脚边是长长的步行空间，当可成为人们反思历史与净化心灵的过程，让观众带着亲临雕塑的身心震撼缓缓步入纪念馆大门。
我常常思索，假如真有灵魂长在，当年的受难者会怎样将他们的身心创伤告诉今天的人们？我曾访问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常志强，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母亲被日本人刺死，他的亲弟弟的泪水、鼻涕与母亲的血水、奶水冻凝在一起……1937年的血雨腥风已过去70个年头，可这位80岁的老人提起当年仍然声泪俱下，噩梦未醒。面对万人坑里那头盖骨上的刀痕，那被砍断的颈骨，那幼儿遗骨上的枪眼……面对影像记录中那光天化日下被剥光衣服不断哀泣的妇女——她们身上还落着日本军帽的影子；那被反绑双手跪着刹那间身首分离的国军俘虏；那在日本兵挥锹覆土的间隙仍然昂首不屈的男子，还有被集体活埋的妇女、青年……我有一个愿望日趋强烈，我要再现那些屈死的亡灵！
在我心潮起伏的创作过程中，曾有过无数彻夜难眠的夜晚；甚至走在南京旧城区的街道上，我都能隐约听到惨烈的刺杀与冤魂的哀鸣！如今纪念馆大门的位置就是当年被攻陷的南京中华门，试想，如果每个走进纪念馆的观者，都能遇见这批当年出逃难民的亡灵，这当是历史与现今、幻觉与真实、灾难与幸福、战争与和平的碰撞。我将这10组雕塑共21个人物置于主建筑旁边的水道中，“他们”中有妇女、儿童、老人，有知识份子、普通市民、僧人；我想以“他们”与行人及建筑的若即若离来营造时空对话。其中，最让人悲怜的是倒下的母亲将最后一滴奶水喂给婴儿；最引人回顾的是以历史照片为原型创作的儿携80岁老母夺命奔逃；最令人悲愤的是受尽凌辱的少女为一洗清白而投井自尽；最发人深思的是僧人为死者合上含冤的双目……这21个人物虚实错落，形成悲烈的曲线。雕像为银灰色质，迥异于人们常见的青铜色、古铜色。“他们”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里的冤魂，是罹难于那次弥天恐怖的受难者。这一组人物雕像的尺寸近乎真人——在此，观众以走进历史的感觉与雕塑进行情感互动。
这组雕塑凭藉极端夸张的体态、神态而达到极强的表现效果：将老人颤抖的筋脉刻划入微而显生动，将逝者不甘的双眼凸起以揭示他们心中的惊恐与仇恨！在这里，精妙的写实和概括的写意，准确的塑造和夸张的变形，结构和比例的所有标准只服从于应有的“表现”！这一次创作，我做得淋漓酣畅，这种表现是缘自作者灵魂深处又刻画到人物骨子里的大表现！我由此体会到，作品结构与人物灵魂的对应、表现手法与人物精神的对应、夸张程度与人物情绪的对应。这组《逃难》群雕原本设计的人物形象是数十组逃难者，以组成人流，造成一下子从城中涌出来的气势。但这个方案被评审专家否定了，他们建议以少胜多，以每组独立的雕塑来概括全貌；虚中显实，是中国戏剧舞台的智慧；而群雕落成后，仍有另一批专家认为应该采用原先的方案，以多取势，以求逃难人群形象的丰富性。
历史上，无数艺术作品的个案证明：有些只有唯一设计的创作，其结果往往妙不可言；有些几种设计方案皆能采用的项目，一旦某种方案被实施，时间久了，便也成了世人心理上的唯一。
建筑师为纪念馆设计的主建筑由东至西，东端最高处18米，最低处的西端与地面齐平。我设计的《冤魂呐喊》在西端，从构思上让观众步入凭吊情绪的高潮，从整体视觉形式上呼应了建筑，也为建筑的西端增加了应有的平衡。作品以劈开的山形寓意破碎的祖国山河，其豁口便自然形成纪念馆的通道。雕塑是虚拟的城门，象征着逃难之门、死亡之门。左侧的三角形直指苍穹，以浮雕形式塑造了一个呐喊的冤魂；右侧的浮雕表现的是平民生灵被屠戮的场面。它是冤魂的怒吼，是正义的呼唤；整个雕塑以三角形的造型拔地而起，斜插云霄，冲击视觉，撼人魂魄。
以几何形体，对事物进行抽象概括，对情感进行抽象表现，是西方现代艺术革命的重要成果；这一表现形式突破了单一写实手法对客观形态的描写。当今，这一形式已被广泛运用于设计，也被纯艺术创作所吸收借鉴，但不免形式脱节于内容表现，使作品过于装饰、略显单薄。在《冤魂呐喊》这组雕塑中，几何体的运用是我无意间在视觉幻念中形成，便由它从大地深处崛然突起！我于冥冥中感到，在那样的空间，在观众见过《家破人亡》和《逃难》群雕之后，需要这样一个大抽象的符号化的情感标志作为纪念主旨的强音，以昭世人。
《家破人亡》《冤魂呐喊》均是作者于天地间找到创作空间。室外雕塑最为重要的是：借助于天地而造势，缘自于精神而生发，寄托于象征而联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型主题雕塑还应通过其体与量的相对关系展现其厚重与深刻。《冤魂呐喊》将人间的苦难诉诸于上苍，分别为12米高、7米高的两个三角形体积将观众陷于其间，使人备感压抑和狭窄的“逃难之门”为观众营造了对当年遇难者的遭遇感同身受的情感通道。《家破人亡》《逃难》《冤魂呐喊》三组雕塑相互呼应，为观众拉开了从这里进入纪念馆重温历史的序幕。
走出纪念馆，就是南京的和平公园，但见绿洲一片；在纪念馆的出口处，是以“胜利”为主题的浮雕墙。浮雕墙长140米、高8米，以“V”型为基本构成，内容分别为“黄河咆哮——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和“长江滔滔——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在“V”型的结点处，我塑造了一位吹响胜利军号的中国军人，脚踏侵略者的钢盔和折断的指挥刀。雕塑采用中国古代象征手法，表现了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也象征着让战争远离人类。该雕塑采用现代设计的构成手法，借助三角形“V”字的大小对比透视，形成气势宏大的场面。胜利的主题与公园的和平主题相辅相成。放射状的浮雕墙有力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状态，它仿佛是拥抱和平的双翼，为一部沉郁的历史悲歌安上一个奔向光明的响亮结尾。
我创作的这组群雕，没有出现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形象，皆表现我中华儿女，表现我遇难同胞。2007年12月13日开馆前后，有许多日本观众和日本记者在参观雕塑时有意寻找一种形象。据说，中国文艺作品（尤其是电影）中所刻画的“日本鬼子”令今天的日本人大为伤感。而在这组群雕中，遇难者的惨状足以佐证日军兽行之凶残。日本记者无可挑剔，因为我们是为纪念同胞而塑像，是以祈望和平而铸魂，其潜台词唯有：记住历史！
创作过程中，我将塑造手法的刀砍、棒击、棍敲与手塑相辅并用，其雕痕尽显创作者心灵之伤痕——这是缅怀苦难同胞的记忆，这是见证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记录。心中的悲与愤令我产生速度与力量，让我在故事影片《辛德勒名单》主题音乐的回响中完成着每一个形象……摄氏38度高温下的露天劳作，连续10多个小时的夜间创作，已注定将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人类情感相融在一起，并将其渗透到作品中。
为此，我写下：
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我以颤抖的手抚摩那三十万亡灵的冤魂。
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我祈求，我期望，古老民族的觉醒——精神的崛起！！！
2014年2月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