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首尔,在世界纹饰艺术之巅发出中国最强音
穆青
北宋晚期至金代，定窑白瓷的装饰纹样空前丰富，除了传统的莲瓣纹、卷草纹、缠枝牡丹等图案化纹饰外，还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图案，包括植物、动物以及龙、凤、螭等传说中的神禽瑞兽等。尤其是精美细致的印花白瓷，构图严谨、题材丰富，是最能代表定窑艺术风格的标志性产品。
花花草草比美
定窑鼎盛时期的装饰纹样以植物类题材比例最大，花卉品种包括莲花、牡丹、菊花、石榴等。
莲纹主要用于刻花白瓷，构图形式有简有繁，最常见的是在盘心或碗心刻划一朵盛开的折枝莲花。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折枝莲纹盘，硕大的花头居于盘心中央，下部点缀几片象征性的枝叶，主题突出，构图简洁，寥寥几刀就把一朵盛开的莲花刻画得栩栩如生。这种简笔写意的莲纹省工省时，适于大批量生产，定窑遗址出土的刻花瓷片中，这类简单的莲纹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刻花莲纹葵口洗，洗的底心饰一荷一莲，舒展的荷叶托起盛开的白莲，构图清新雅丽，具有独特的韵味。这种构图形式的莲纹不仅定窑大量使用，在磁州窑、耀州窑等窑场也十分流行。除了画面简洁明快的单朵折枝莲纹，定窑刻花瓷器中也有一些构图繁密、刻工精细的缠枝莲纹。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缠枝莲纹盘，盘心中央刻一朵花头向上的莲花，盘壁左右刻两朵相对开放的莲花，上下刻舒卷的荷叶，花叶之间布满卷曲的水草和茨菇。画面清新自然，满而不乱。莲纹在印花白瓷上很少单独使用，较为常见的是与水禽、游鱼一同组成莲塘景色。
牡丹在定窑白瓷中主要有折枝和缠枝两种形式，刻花白瓷中主要以折枝牡丹为主，且数量相对较少。如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刻花牡丹纹盘，盘心刻划一株盛开的牡丹，枝繁叶茂，花头硕大，一派雍容华贵的气度。牡丹的形象追求写实效果，刀法准确细腻，花瓣上的筋脉清晰可见。此外，梅瓶、玉壶春瓶等琢器上，也经常装饰缠枝牡丹或缠枝莲纹。印花瓷器上的牡丹多为缠枝形式，比较常见的构图方式是环盘碗内壁饰四朵枝蔓相连的牡丹，花头之间布满缠绕的枝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菊花与梅、兰、竹并称为“四君子”，象征着古代知识分子高尚的道德品质。石榴与桃子、佛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吉祥果，桃子象征长寿，佛手象征多福，石榴象征多子。这类具有文化内涵、象征多福多寿的花卉和瓜果，有些已非单纯的装饰纹样，而是带有了某种吉祥寓意。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印花缠枝菊花纹碗，纹饰布局、花叶缠绕的方式等都与同类的缠枝牡丹相同。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完整的缠枝菊花纹印花模具， 模面近口部刻一周回纹，腹部刻三朵盛开的菊花，枝繁叶茂，生气盎然。此时其他的缠枝花卉如缠枝石榴、缠枝宝相花等也大多如此，可见这种对称四花头（或三花头）的缠枝模式在定窑中已经成为一种定式。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缠枝石榴纹碗，刻花的装饰在外壁，大花大叶，布局疏朗。印花的在内壁，采用对称四花头的构图模式，其中三个是成熟的果实，另外一个是绽放的石榴花。
将不同季节开放的花卉组合在一个画面中的图案称之为四季花卉。曲阳县北镇村出土的四季花卉纹印花模具，碗壁用六条竖线分成六格，格内分别刻牡丹、莲花、菊花、桃花等不同的花卉，碗心刻石榴花。这种大胆“突破客观物象的生态规律和物理的天然结构的束缚，而按照艺术家自己的主观的诗意之情来组合画面”，不仅具有极好的视觉效果，同时也寓含着人们企望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的情感和愿望，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水禽走兽生动
定窑瓷器纹饰中与水有关的题材占有很大比例，由各种水禽、游鱼组合的画面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水禽中常见的有鸭、鹅、雁、鸳鸯、鹭鸶等，这些水禽有的成双成对，也有几种水禽与游鱼、莲荷、水草组合成莲塘小景。印花白瓷经常采用图案化构图形式，环盘壁对称排列几组水禽与莲荷、水草，然后用细密的水波纹充填剩余的空间，画面繁密，装饰性强。刻花白瓷经常采用写意手法，一朵莲花，几株芦苇，两只水鸭，画面简洁，意境深远。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莲荷双凫纹盘，盘心上部硕大的荷叶托起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几株芦苇随风摇曳，一对水鸭昂首并肩，悠闲地从茂盛的荷叶下游过，整个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
鱼是中国传统的装饰纹样，早在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出现了精美的彩绘鱼纹。宋代瓷器上的鱼纹更是十分普遍，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生产的瓷器中，都有不同风格的鱼纹。定窑印花白瓷的鱼纹大多是与水禽、莲荷共同组成画面繁复的“莲塘风光”，刻花白瓷则多以单鱼、双鱼的形式构成简洁生动的画面。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刻花鱼纹碗，深腹碗的碗心中央刻划一条肥硕的鲢鱼，鱼的轮廓用深刀刻出，水草采用浅刻，水纹用蓖状工具划出；斗笠式碗的碗心刻划两条并肩而游的鱼儿，四周划出简单的水波，这种构图简略的双鱼纹，在定窑刻花白瓷中占有很大比例。
狮子自西汉时期由西域传入我国后，一直被视为祥瑞之物。瓷器上的狮子形象最早见于六朝青瓷，直至唐代，瓷器上的狮纹或狮子造型一直保留了雄狮威武雄壮的形象。从宋代起，瓷器上的狮纹出现了明显变化，以往凶猛威严的狮子此时变得活泼可爱，加入中国文化元素的狮子戏球纹广为流行。曲阳县文保所收藏的印花狮子戏球纹盘，盘心一头顽皮的狮子正在全神贯注地戏耍一只绣球。与此类似的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印花狮纹盘，虽然画面中少了绣球，但两件盘中狮子的形象极为相似。
定窑瓷器上的动物还有龟鹤、孔雀、大雁以及天鹿等。如曲阳县文保所收藏的印花龟鹤纹盘，一只仙鹤低头曲颈，凝视着在地上缓缓爬行的乌龟，仙鹤身后是玲珑剔透的洞石和茂盛的竹枝。这种龟鹤、洞石、竹枝组合的图案还见有两鹤一龟的。龟、鹤在古人心目中是象征长寿的动物，《淮南子·说林》云：“鹤寿千岁，以极其游”，《抱朴子》载：“知龟鹤之遐龄，故效其导引以增年”。将龟与鹤这两种长寿动物组合在一起，显然寓含有企盼健康长寿之意。
神禽瑞兽逞威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最为神奇的祥瑞动物，《说文解字》释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龙纹最早是氏族、部落图腾的标志，象征着神武与力量。进入封建社会后，又被视作“帝德”和“天威”的标志，并逐渐被皇室所垄断。到了宋代，龙成了天子的象征，统治者对龙纹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除了宫廷之外，民间一律不得使用。
定窑本属民间窑场，但因承烧贡瓷，所以纹饰中有大量的龙纹。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曾出土过刻有“尚食局”铭文的印花龙纹盘残片和刻有“尚药局”铭文的刻花龙纹药盒，进一步证实这类带有龙纹装饰的精美白瓷是专为宫廷烧造的。定窑瓷器上的龙纹雄伟矫健，气度不凡。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印花云龙纹盘，龙体盘曲呈“S”形，昂首挺胸，神采飞扬，龙首前是一颗火珠，四周满饰云纹。舞动的四爪、飞扬的须鬣，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印花瓷器中还见有一件器物上印三条龙纹的大碗，碗心饰一条团龙，内壁饰两条首尾相接的行龙，两条龙在祥云中你追我赶相互追逐，姿态矫健，形象生动。此外，印花龙纹中的团龙还常与各类缠枝花卉一同组合图案，如团龙缠枝牡丹、团龙缠枝石榴等。刻花白瓷上的龙纹构图比较简洁，画面上除了龙纹外一般不加辅助纹饰。龙的形象与印花器基本相同，由于省略了四周的云纹和火珠，龙的身躯布满了整个盘面，娴熟的刀法和生动流畅的线条，使龙的形象更加生动。
凤凰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祥瑞之鸟，雄者曰凤，雌者曰凰，据传“出于东方君子之国”，为百鸟之长。《说文解字》释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额鸳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凤纹在远古时期也是氏族、部落图腾的标志，后来与龙纹一样被封建统治者独占为皇室专用的纹饰。定窑瓷器上的凤纹图案非常丰富，有双凤齐飞、双凤穿云、凤穿牡丹、凤衔彩带等，有时凤还与龙、螭一起组成图案。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双凤纹盘，两只展翅翱翔的凤鸟一上一下，首尾相顾，构成一幅优美的图案。凤凰飘逸的长尾舒畅连贯，给人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双凤四周不加任何装饰，仅在盘口的板沿上浅刻一圈卷草纹，画面显得干净利索，俊俏秀丽。
螭是我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无角的龙。《说文解字》释云：“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螭的身躯大致像龙，姿态多为盘曲蜿蜒的匍匐状，故又名蟠螭。螭纹是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此后又在玉器中广为流行，宋代定窑瓷器上大量出现螭纹，似与当时盛行的复古之风有关。定窑刻花、印花作品中都有螭纹，图案有简有繁，螭首的形状侧视者小而窄，正视者大而宽。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螭纹盘，盘心刻一条侧视的螭纹，外圈浅刻一圈回文。定窑螭纹还经常以“团螭”的形式作为缠枝花卉类图案的陪衬纹饰，例如碗壁装饰缠枝莲或缠枝牡丹纹，碗心饰团螭纹。
婴戏博古另类
定窑瓷器的人物类纹饰相对较少，常见的多为婴戏图。婴戏图又称“攀枝娃娃”，其构图形式是数个天真可爱的娃娃攀爬于缠枝花卉或缠枝瓜果间。常见的有婴戏牡丹、婴戏石榴、婴戏瓜瓞、婴戏莲等。其中婴戏石榴、婴戏瓜瓞将象征多子的石榴和象征子孙昌盛的瓜瓞与婴孩组合在一起，显然寓含有多子多孙、家族兴旺之意。吉祥寓意图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美术形式。它巧妙地借用象征、谐音等手法，把人们心中的祈盼和愿望寓含在特定组合的图案之中。石榴自古就作为多子的象征，瓜属于葫芦科植物，藤蔓绵长，果实结籽多，古人用来象征世代绵长、子孙昌盛。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印花婴戏瓜瓞纹碗，几个天真活泼的婴孩在茂盛的藤蔓、瓜瓞间嬉戏玩耍。定州博物馆收藏的白地褐彩剔花牡丹纹枕，枕壁采用模制成型，模印繁密的攀枝娃娃图案。画面以粗大茂盛的缠枝作为骨架，枝叶缠绕连绵不断，一群顽皮的娃娃在枝蔓间嬉戏玩耍，有的在粗壮的枝干上攀爬，有的坐在硕大的莲蓬上。这种刻意设计的吉祥图案，使原本纯粹的装饰纹样带有了明显的人文色彩。
北宋大观年间，酷爱书画和古玩的宋徽宗赵佶命王黼等人将皇室藏于宣和殿的历代铜器编绘成书，宣和五年（1123年）编印完毕，名《宣和博古图》。“博古”一名即源于此，后来博古的含意被加以引申，泛指由各种工艺品组合而成的图案。博古图纹饰是定窑独有的一种装饰纹样，多见于印花瓷器上。图案的主体是一只古香古色的三足铜鼎，造型为双附耳，袋形足，鼎腹贴饰铺首衔环。鼎内“插”有牡丹、莲花等花卉。有些博古图案将鼎置于方形小几上，四周还辅以方鼎、灵芝、洞石以及花卉等，构成繁缛华丽的图案。定窑瓷器上出现的博古图纹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尚古之风。
姊妹艺术影响
定窑瓷器的装饰自北宋后期开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不仅内容丰富，在纹饰布局，刻、划、印花技法等方面也都表现出极高的水平。定窑此时发达的装饰艺术除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外，善于学习与借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自唐代以来，金银器一直是各类工艺品竞相模仿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金银器本身的高雅与贵重，但更重要的是金银器纹饰多由宫廷内府降样，设计精美，装饰性强。北宋时期，由内廷“后苑造作所”制作的金银带饰上装饰的“毬路、荔枝、师蛮、海捷、宝藏、天王、八仙、犀牛、宝瓶、双鹿、行虎、野马、洼面、戏童、凤子、宝相花……等等图样，都是奉尚方核可的式样。”定窑鼎盛时期的许多纹饰如天鹿纹、宝相花、博古图等都与上述图样相似。此外，定窑从晚唐五代起一直为宫廷烧造贡瓷，北宋后期出现的龙凤纹构图严谨，气势恢宏，这类图案亦应为宫廷内府降样。
对定窑纹饰影响较大的还有著名的定州“缂丝”。“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于定州缂丝，把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北丝织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秦汉至隋唐，一直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丝织业基地。据有关史料记载，唐代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共有318郡，其中常贡丝织品的有63郡，总贡各种丝织品3764匹。河北道有15郡常贡丝织品，共1831匹，约占全国常贡丝织品总数的50%，其中博陵郡（定州）又特别突出，常贡达1575匹，占全国常贡总数的41.8%。数量之大，实属惊人。”宋代河北的丝织业不仅数量大，品种、质量在全国也名列前茅。“真定出产的绵绫、鹿胎、透背，大名的皱縠都是名品，定州的缂丝更是声著天下的珍品。”定州作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其缂丝产品对定窑纹饰的影响不言而喻。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促使定窑装饰艺术在北宋后期迅速走向成熟，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