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片
[摘要]经济全球化进程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始，便敞开自身，它的出现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国家矛盾的激化，全球化的成长一度中断。“二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现象呈现出崭新的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市场化的拓展，西方国家凭借文化优势大力扩张占领世界市场，帝国主义（Imperialism）被迫重新组织其内容转向另一种发展趋势。文章在解决其学理问题的基础上，立足新自由主义逻辑到掠夺性积累的外推分析，试图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描绘出一个明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全球化；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掠夺性积累
[DOI]1013939/jcnkizgsc201821012
1全球化与帝国主义
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然而，20世纪初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生产关系导致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并且迅速作用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的全球化又引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明显变化，构成一种客观存在的“极权”（Totalitarianism）和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长久来看，帝国主义不仅是一套扩张性的国家政策，而且还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作为国家政策，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地区的扩张，目的是通过强制或诱导的手段获得其他地区更多的资源（Resources）。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主要的和次一级的强国由于种种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处在一个结构性的有利位置上，因而有能力推行符合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对外政策。[1]虽然，在此期间不断爆发各种危机，但从每一次的危机都能得到成功的缓解或转移来看，这个体系相对来说还算稳定，因此，是一种世界秩序。
近年来，学界对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的研究成为左翼分子关注的焦点。辐射到文化领域，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开始发生转向，出现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新帝国主义（New-imperialism）。在此，必须先区分出帝国主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更清晰地理解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它的起点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学问题。如果检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运作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辩证当代政治经济的演进过程，就会发现一个相互牵连着的完整世界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不过，在讨论文化与资本逻辑的博弈之前，先来谈谈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2何谓新自由主义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分歧很大，难以定义，但是，根据美国学者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中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反市场经济，反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垄断一体化是一种国家体制，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的且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思想体系。[2]简单地说，它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呈现出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價格市场化（Price Marketization）、物资私有化（Assets Privatization）和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的基本形态。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的自由放任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产生之初，遭遇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时候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3]另外，还有一个诱因，是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的美国三番五次发动的海外战争。这时候，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论述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支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并在西方的左翼学者中间更是激起了大范围的热烈讨论。在此背景下，回顾帝国主义的发展史，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含义，特别是在如何看待不同区域、民族和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的问题上，引起大规模的讨论。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或者外交策略的意识形态（Ideology），指向现实的权力（Authority）随时随地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在当代国际关系领域看得最清楚。
可以明确的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背后的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广泛质疑。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这些矛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调节的问题，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内部的观点不一。[4]虽然，大家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民族国家的角色发生的变化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双重作用，新帝国主义开始成为思考当代世界局势的中心问题。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于所有人的实际影响早就开始了。进入21世纪以来，2003年英美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使得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重新升温。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风潮迭起。[5]这时候，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散就形塑出一个庞大且集中的剩余资本快速流动的网络世界，而这更反映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独占与垄断性竞争的事实。退一步讲，美国通过各种形式建立起的世界霸权和以美国为核心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可能要落空。由于来自欧亚大陆的经济竞争不断加强，美国不得不公开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当然，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单极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是不可行的。近年来，世界格局在单边主义的美国衰落和东亚的崛起的合作共赢作用下，世界“中心”开始转移。这样看来，霸权的地位也许并不是稳固存在的。
3符号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著作权与《智慧财产权之贸易相关条例》
符号与新自由主义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显然非常密切。我们想要了解这种关系，首先要从符号本身的性质说起。总体而言，符号系统是在（人与动物共有的）感受系统和反应器官之外的“第三系统”。符号最基本的类型有两种：表现的和再现的。简单地讲，它的最终功能是展现“关系的纯粹范畴”。人们置身于一个符号的世界，携带意义的感知，成为符号的动物，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构成的编码系统。德国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文化必定是具有某种形式的符号。但是，文化符号产制的全球性支配掌管讯息的事实，主要是在一个极为宽广的脉络里进行的。人类的智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有形的或是无形的，都是一个开放的符号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就是经济与文化同构对应的符号形式。所以，全球化的媒体与文化政策的多面体就聚焦在了与著作权（Copyright）有关的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上。不过，很多媒体甚至是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忽视了对于著作权与当代文化的重组结构，所以未能关注媒介的政治经济朝向。当然，少数学者例外。
可是，著作权长久以来一直被当作与法律相关的研究议题，渗透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表现并不是很普及，直到弗若、弗雷斯、甘斯等学者的研究，才开始将著作权提升到一个文化方面的议题，近年来学界也逐渐填补和完善这块空白。借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任何合法性（Legitimacy）都可能会作为一种批判而存在，构成一切文化背后的根据。
全球化背景下，对于著作权的关注可能有相当多的好处，但在关于公司的拥有权及知识、创意、文化作为一种财富的观点的分析仍然属于少数。提供一个对于主流学界而言在二十年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例子——1993年世贸组织议定的《智慧财产权之贸易相关条例》，该条例制定了加强对于著作权剽窃与侵害的控制。实际上，这项条例非常有利于美国和欧盟等工业国家的私有部门。确切地说，有些不同的原因，构成两种判断。一种是不同的民族之间接触得多，必然产生文化融合的结果；另一种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中“反对政府干预”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其实，两种观点并没有表明不同的立场，而是看到了一个主体的两个方面。当然，还有一种观点，来自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他的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支点是对知识的研究，主要体现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发起的攻击。知识已经成为生产和权利，在知识分子争夺权力的战场，学习和运用知识是为了在权力系统里确定位置。
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帝国主义与文化的共同需求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保护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而又广泛的国际趋势。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方面，有所得益。如果保护人才智慧的被剥削，使一个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得到了法律保障，那么著作权的期限就应当继续延伸。在帝国主义的逻辑里，文化产权看似是保护个别作者，实质上已经不再是个体成果保护的问题，而是转向了一种集体性的“权势卫衣”（Powerful Fleece）。
4掠夺性积累
英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分析美国的当今帝国主义现实时，提出了“掠夺性积累”这个概念。15世纪—18世纪，资本家开始重视资本的转变，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到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资本论》（Das Kapital）中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另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帝国主义观点成就了《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
在他看来，掠夺性积累的实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通过暴力或者强制手段，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货币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历史过程。[6]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发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30年所发现的东西，也就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所谓的“掠夺”，并且促使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孤独者的“原罪行为”。[7]所以，哈维重新启用马克思的原始积累概念来分析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实践。毫无疑问的是，任何形式的体制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就会受到原始积累法则的支配、影响和制约。[8]对此，任何社会形态都可能被卷入或将自己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
总体而言，掠夺性积累的主要工具是金融化。掠夺性积累和过度积累同样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基本隶属于同一形成系统的主体。1973年以来，由于生产领域受到威胁，美国加强了通过金融手段来维持自己的霸权，掠夺性积累成为解决过度积累问题的一个基本策略。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共同推动新帝国主义实践带来的结果，才是美国推行的新帝国主义。有些学者将其概括为“资本帝国”，因为它包含“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经济化过程”这两个看似矛盾却实则统一的方面。因此，推行新帝国主义的实践中存在着两种形势，一种是以国家政治为导向的领土扩张逻辑，另一种是以经济为导向的资本扩张逻辑。换句话说，当全球化趋势推动权力的这两种逻辑转向文化、知识与讯息等意识形态领域，就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
5文化帝国主义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这本书中，对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作了这样的表述：经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扩大权力的合理方法，是近代的产物，是伴随着商业主义与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而出现的。[9]实际上，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是相对于军事帝国主义而来的。它们的共同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趋向于改变帝国主义国家和他国的权力关系；二是占领他国领土，利用经济、政治、文化控制来实现的。
事实上，文化作为一种取得并保持对他国控制的方法，是不明显，不直接，却又相当有效的。问题在于，在两个相互对抗且以经济手段控制同一国家的政府的情况下，这种特点会更加突出。所以，文化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则是既是双向的，又是相当微妙的。虽然，对于这个事实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但是道理很容易说明白，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带着所有明确的帝国主义目标，征服了另个地区、民族或国家，甚至一切决策人物的头脑。那么，它取得的胜利比任何军事征服或经济控制都要更显赫、更强劲、更牢固。
既然要谈全球化到文化帝国主义的转向，首先要明确全球化的内涵和外延。从内涵上讲，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活动，不仅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还是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10]而全球化的外延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形成的趋势。[11]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促成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无处不在地彰显着西方价值观支配世界的野心。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大众文化与国家》（Popular Culture and Country）中，表明了文化机构及其行为如何使社会的文化和阶级间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制度化（确立、确定、稳定、稳固）的问题。这些形构是随着更广泛、影响更为深远的“划时代”的变动及历史变迁而发生的。但是，它们并非简单地对现有模式的重新安排。而是确立了阶级和文化间全新的“力量关系”，重新设计和塑造了社会文化领导权的本质。调动起广泛的认同，帮助赢得大众的支持，以此确保不同的阶级——文化权威类型（Cultural Authority Type）。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断变换着组织方式。
另外，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一书的讨论，同样对文化帝国主义做了详细论述。他以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的方式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分解、解读和剖析。他的结论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帝国主义已经被全球化取而代之。汤林森认为，帝国主义致力于从一个权势中，将某种特定的社會体系扩散到全球各地。而全球化则只涉及全球各个地域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赖，这个发生的过程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但却相对削弱了各自文化上的同一性（Identity）。[12]同样道理，正如现代性（Modernity）转向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ty）一样，都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转向全球化。因此，文化帝国主义也就变成了文化的全球化。但是，由于文化本身的特质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化帝国与经济帝国的重合影响，使文化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的界限十分模糊。我们不得不反思：以文化全球化来代替文化帝国主义，或者说文化帝国主义被文化全球化所代替的这个结论，下得是否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1]佟登青新帝国主义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3.
[2]张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历史演变[J].当代继续教育，2005，23（3）：64-66.
[3]林光彬，张蔚新自由主义研究综述与研究新思路[J].教学与研究，2005，V（5）：55-62.
[4]马改云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比较[J].兰州学刊，2007（9）：19-21.
[5]鲁力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研究综述[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5（1）：9-13.
[6]王富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解析[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5.
[7]唐旭昌论大卫·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理论[J].理论界，2010（9）：78-79.
[8]高峥马克思《资本论》时空概念逻辑与大卫哈维“时空—空间”修复理论[D].郑州：河南大学，2013.
[9]李彦文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帝国主义[J].东岳论丛，2007，28（3）：162-164.
[10]路爱国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研究综述[J].世界经济，2000（5）：64-74.
[11]于沛反“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J].史学理论研究，2004（4）：26-37.
[1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边恒然（1992—），女，汉族，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化学史论研究、现代文化与经济理论、文化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