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高剑父
在20世纪前期的广东画坛上，出现了“岭南画派”与“国画研究会”这两个宗旨对立的绘画群体。岭南画派倡导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思想，提倡将西方写实主义的光影、透视和新日本画的渲染手法等植入传统中国画中以革新中国画。而国画研究会，是一研究中国绘画的集团，其成立目的是“以研究国画，振兴美术为宗旨”，以复兴中国画来弘扬传统，并树立国画的宗风，力避画派靡弱之积疾。尽管二两者实际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并非以一边倒的姿态相互对立，但是两派的论争却成为了画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
岭南画派自出现，到后来它的社会地位得以确立，来自于不同阵营的批判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中又以广东国画研究会的批判最有力、最持久。1926年，高剑父的学生方人定在广州《国民新闻》、《国花》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国画与旧国画》的文章，主张改革旧国画，国画研究会以黄般若为代表撰文反击，岭南画派与国画研究会的论战一触即发。两人年少气盛，互不相让，著文论争，时称“方黄之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两派的争论是缘于艺术见解的分歧，但个中却夹杂着个人复杂的矛盾瓜葛，旧派所责难的矛头似乎一直都指向一个人，那便是高剑父。
高剑父为何成为众矢之的，这个故事也许要从他的生平开始说起。
清光绪五年（1879），高剑父生于珠江边的小村镇——番禺南村员岗乡。由于家里生活拮据，高剑父10岁辍学，14岁时，经族兄介绍入名画家居廉门下，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熟知岭南画派的人都知道，以20世纪20年代为分水岭，高剑父有着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1906年，他东渡日本，学习绘画。到了日本后，身无分文的高剑父发现同乡会解散了，他只能流落街头，幸好这时，他遇到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这才渡过了难关。受他们的影响，高剑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以“同盟会会员”的姿态跟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
在日本期间，高剑父没有进入日本正规的美术学院读书，而是在一些美术社团和私人的绘画传习所学习。他先后加入白马会、水彩画会、太平洋画会等日本绘画组织，研究日本及欧洲绘画。这段时期对他十分重要，深受启发，归国后积极倡言学习近代日本绘画，采用“融合中西”的形式改革国画。1908年，高剑父从东京美术院毕业，同年在广州举办“折中东西”倾向的“新国画展”。关于“东京美术院”，中日美术史论家经过长期查考，发现当时日本并无“东京美术院”之设。因此李伟铭先生得出了高氏“毕业于东京美术院，则显然是误传”之结论。高剑父在学历上的问题是误传或是造假，尚不能下定论，但是他的个人展览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原来在展览上，展出的画中有一部分有“剑父”署款，当时有一些在日本学过画的人，认出这些画是日本画匠的行货。任真汉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后来我在香港艺术馆看过展出，高剑父画展就有3幅是这样的日本画家作品，并非只是临摹，而是借人家的画来写上剑父二字的画。”事实上，高对于自己作伪的事情是心知肚明的，这是后话。但这个画展里的画，为后来的争议事件埋下了伏笔。
高剑父一直强调自身作为“革命者”的身份，归国后，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民国成立以前，他参加革命的事迹今也为史学家记诵，其中就有“支那暗杀团”如此重要的活动。但在动荡的岁月中，许多事情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二次革命（1913）后，与许多同盟会革命者一样，高剑父也流露出了悲观的情绪。1918年，他启用了一枚钤印“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大有政治失意的情感。
尽管如此，对早年的革命事业，他显然念念不忘，日后总对跟从自己学画的子弟提起：“兄弟追随（孙）总理作政治革命后，就感觉到我国艺术实有革新之必要。”1920年开始，高剑父逐渐淡出政坛，专注艺术活动。
尽管在高剑父的一生中，与政界要人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交往关系，但其始终在思考一种带有政治抱负的文化主张。1921年，这样的机会来了。是年，广东省政府举办了“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会”。时任省长的陈炯明亲自担任展览会的会长，他跟高剑父是故交，当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亦是高剑父介绍的。后来，他便十分照顾高剑父，先是拨公款10万给高剑父到上海创办《真相画报》，如今又任命其为“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会”的副会长兼任中国画的审查委员。同时担任中国画审查委员的还有高剑父的弟弟高奇峰，以及传统画家赵浩公、温其球等人。传统画家执意宋元以来已经形成的各家画法，对于高氏兄弟的倾向于形似的画法表示反对。
实际上，广州本地的传统画家早就公开表示对高剑父主张的不满，在1920年出版的《岭南名画二集》序中写道：“近尚西法，专求形似，故虚构者或疏于黍累，崇实者又动失意趣，似非得中，倭人近以折衷派见长，律以前规，实相离已远，非鉴赏家所乐藏，同人痛画学之沦……”高剑父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直在寻求反击的机会。这次展览会上，中国画出现了两种风格的作品，一是持“折中”主张的“二高一陈”及其学生的作品，二是传统中国画。当时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之时，折衷派的作品得到更多的舆论关注，这引起了传统派的不满，高剑父却暗自得意。双方关于“新”“旧”的评判标准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高剑父任副会长，本来选画之权就比其他审查委员更大。虽然他也没有完全主导评选的结果，但却故意不去调和双方的争执，赵浩公甚至为此提出辞职，双方差点撕破脸皮。最后，展览会上的中国画不得不分为两组评选，但这样一来“双方壁垒筑得更厚，对立也更大”，导致了广州美术纷争的爆发。
矛盾公开以后，新旧两派便开始在暗地里较量。1923年，高剑父创办春睡画院，高奇峰也设美学馆授徒。放弃了对政治地位的追求，高剑父经历了像历代文人一样痛苦而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创办春睡画院后，高剑父似乎发现了一种新的“自我存在”方式，有意以“折中中外，融合古今”的“新国画”理论培养学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高剑父已公开表示永不做官。此时民主革命处于关键时刻，他以周穆王的“八骏”为题材，创作了《风雨骅骝》，并引用了简经纶诗句为题跋，其中一句为“进则生兮退则囚，夺奔前路毋回头”，看似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写照，实为他个人心境的反映。此时的高剑父，一心要在画坛上干出一番事业，心气丝毫不比参加革命年代少一分。
面对气势逼人的折衷派，中国传统画家不甘示弱，他们立刻组织社团、举办展览。1923年7月，以潘致中为首的14位中国传统画家组成国画社团“癸亥合作社”，与折衷派相对峙。癸亥合作社成立时曾写道：“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持，而后其国始能以长存。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风俗历史，同为表示国之特征。……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将为印度之续。某等有见于此，由是联合同志，设立斯社，以研究国画振兴美术为宗旨。”他们效仿新派画家，重视举办展览，并与政界保持良好关系，合作社第一回展览就有130余位社外友人预定购买画作，包括一些广州本地政坛要人。
此时，高剑父正在外省忙于参加各种展览。1924年的江苏省美展是广东美展后国内第二次由政府主办的全省性美术展览会，高剑父应邀请担任其国画部的审查委员。和三年前一样，高剑父心中清楚，自己的声望已逐渐在全国画坛树立起来。
1925年，癸亥合作社为吸引更多画家，于广州六榕寺另组国画研究会，1926年国画研究会向广东省教育厅的立案呈文，表明立场，字里行间更多了分与折衷派对立的执着：见异思迁，数典忘祖，国粹之沦亡，不绝于缕，此关心国故者，所为咨嗟叹息而不能自已者也。抑知一国之美术，为一国精神所默寄，非徒以表示国治之隆坊，正以考察国民之特性……以吾国四千余年之历史之文化，关系人心风俗者甚大，苟不发扬光大之，不独为吾学国学者不羞，抑亦贻外人有识所笑。
“见异思迁，数典忘祖”，似乎是国画研究会对折衷派的明嘲暗讽，而折衷派亦唏嘘国画研究会为“旧国面”。双方明争暗斗，矛盾进一步激化。
1926年初，广州举办越秀山游艺大会，内设书画展览部，潘达微争得美术部长一职后，认为新派作品非传统正宗，力主辟另室展出。高剑父听闻后，立即针锋相对地在河南执信游艺会（南武中学）发起“新派画大展”，并邀请了党政要人汪精卫、谭延恺、市长伍朝枢、军长朱培德、李福林到会为其捧场。展品以竞价形式出售，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均以高价认购，使新国画价格猛升。随后，高剑父又授意方人定撰写《新国画与旧国画》，刊于广州报刊《国民新闻》。没有想到，这次高剑父却未能大获全胜。
这篇文章根据方人定的回忆，大概是这样的：“我奉高剑父之命写了一篇《新国画与旧国画》，前段大意说国画应该如何改革，后段捧出高剑父等三人。”
3月1日，黄般若非常义愤，他在潘达微授意下，遂予以犀利的猛击，在《国民新闻·新时代》发表《新派画是中国的衣冠吗？》一文，给予还击。
“过了几天黄般若写文章来反驳我，……大意是反对改革国画，说什么文人画不是写实，乱抄文人画的一套理论，最后说高剑父等的画是抄日本画的。我驳一篇，大意是不同意他的文人画的理论，后说高剑父少年留学日本，当然有些临摹。”
但是，黄般若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年少气锐，文字尖酸.略知日本画坛的一些情况，搜罗出一些日本画家作品的图片，与折衷派作品的照片并列刊于报上，高剑父被揭了短，使折衷派直处于论争的下风。
论战持续了半年之久，方黄两人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对抗，此外国画研究会其他成员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与折衷派论战。双方就传统文人画的认识、绘画的写生、借鉴与抄袭、中西绘画与日本画等诸方面展开激烈争论。后来叶恭绰居间调解，双方才暂时结束纷争。
但是，高剑父作伪一事，却成为了文坛笑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尴尬，但形势不容许他“投降”认输。他虽然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抄袭，但是后来他创作了一批具有典型文人画意味的作品，还临摹了一些中国传统绘画的名作，多少有一点心虚的意味。第二次寓居澳门期间，高剑父将自己原来驾轻就熟的西洋画范畴的线条样式一下子换成了一种类似白描而又缺乏虚实变化的线条样式。从他艺术观念的逆转中，不难看出被国画研究会攻击后他内心产生的微妙改变。
“新旧之争”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40年代，随着岭南画派在画坛上逐渐树立起地位，国画研究会与岭南画派的论争才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但有一个人却毕生都无法遗忘这件事。当年“方黄之争”的主角之一方人定，后来日本留学时，发现高剑父果然有所抄袭，感到很痛心。他对妻子杨荫芳说：“高剑父要我和黄般若笔战，争了半年多，原来高剑父真的是抄袭。”“九一八”事变后，方人定从日本买回来高剑父所抄的几张画片，去找高剑父说道：“高先生，你抄的那几张画，就烧了吧，不要再拿出来展览了。”他记得有一张画叫《火烧阿房宫》，高剑父当时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却对方人定默认了抄袭一事。方人定对自己的老师本来十分尊敬，“方黄之争”的时候，他坚信高剑父是清白的。如今，却遭受到如此打击。多年后他的妻子杨荫芳说道：“当方人定知道二高一陈抄袭的真相后，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把国家的面子丢尽了……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还和黄般若争得面红耳赤，实在对不起他。”论争双方直到1938年才第一次见面，“席间方人定自然又谈起论战之事，向黄般若道歉，黄般若哈哈大笑，说：‘这也不能怪你，你是受了高剑父的蒙蔽。”因为抄袭事，一直到高剑父去世，方人定都和高剑父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师生关系，这不能不说是高剑父一生的灰暗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