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一幅抗战漫画
陈华
战争是民族灾难，却也让不同文化相遇、砥砺。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气浓厚的丰子恺，虽然与抗战时期的美学情趣互不相融，但他仍然积极表现抗战。他的漫画表现人性、关注生命的深沉内涵早已跨越了时代。
桂林十月
抗战爆发后，丰子恺携家人流离失所，逃难途经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于1938年6月24日到桂林，住马房背，后移居两江泮塘岭，到1939年4月5日离桂林转柳州到宜山，入浙江大学讲授艺术教育课程。
丰子恺由浙江家乡逃难出来，半年多的奔波惊恐，已使全家人身心疲惫。来到山青水秀的桂林，丰子恺生活安定下来，他的思想和创作也异常丰富起来，在桂林生活的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里留下了大量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教育思想。
丰子恺到桂林，是应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唐现之之邀，到该校任图画、国文教师。面对国难家仇，他不仅口授爱国思想和正确的艺术观以及艺术创作方法、技巧，教学生们如何搜集现实生活素材，制作抗战宣传画，而且身体力行，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开展抗日救亡美术宣传。
1938年11月，敌机空袭桂林，炸毁不少民房，百姓死伤多人。师生群情激愤，集会控诉日军暴行。他立即将此事结合在教学中，要求学生每人画幅控诉日寇罪行的漫画，再根据大家交来画稿中存在的弊端，以《控诉日机暴行》为题进行讲解示范，然后要大家修改，亲自带领他们上街下乡张贴宣传。11月28日，丰子恺为学校画抗战宣传画套四幅。
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起，为宣传保卫大广西事停课二星期。第一星期筹备宣传，教师须到校指导。我与王星贤担任壁报及漫画指导。……学校会议决定，宣传除派学生分组走近乡外，复以石印印吾抗战画四幅，随队揭贴，又以转送他校。……学校要我自作四幅，赶快觅材。返家途中，觅得四题，首曰《欢送》，末日《凯归》。中间二幅一正一反：正曰《保国》，写男女老幼共捧国旗，反日《轰炸》，写敌机滥炸平民，炸弹片切去母亲背上乳儿之头。如此，有头有尾，有正有反，成系统。”以后几天，他几次带学生到两江墟开展抗日宣传。丰子恺于1939年4月5日离开桂林，8日到达宜山，入浙江大学任教，8月，迁到广西思恩，不久随浙江大学迁到贵州。
与丰子恺同时代的很多艺术家，都没有囿于艺术的象牙之塔，而是奔走呼号，宣传鼓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战美术宣传运动。1938年冬至1939年初，丰子恺、廖冰兄、叶浅予、余所亚、周令钊、盛特伟等漫画家撤到桂林。他们与桂林木刻界艺术家团结合作，曾创办《漫木旬刊》等多种刊物。
笔杆抗战
丰子恺早年生活在文风很盛的江南，从小受家教影响，饱读诗书，他的早期漫画风格多描绘闲情逸致、古诗佳句，到抗日战争时期多“描写伤心惨目的景象画”，以激起人们抗战的斗志。
抗战爆发时，丰子恺正闲居在故乡石门湾。1937年11月下旬，日军突然进犯石门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丰子恺率亲族老幼十余人，辞别缘缘堂，逃出了敌人的火线。敌人的入侵，打破了丰子恺在缘缘堂的宁静生活，摧毁了他苦心营造的缘缘堂，丰子恺被迫开始艰苦的逃难生活。
故乡旧家的毁灭，令丰子恺十分痛苦，他在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词首：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别俱休。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
国恨家仇使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发生重大变化，他说：“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代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丰子恺在不断的艺术创作中强烈感受到，“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因为它的宣传力顶锐利……古语云‘百闻不如一见。现在我可以说：‘百篇文章不及幅漫画。”
1938年11月，为宣传保卫大广西，桂林师范学校决定停课两周。丰子恺与王星贤担任壁报及漫画指导。丰子恺共为桂师作抗战宣传画四幅：《欢送》《保国》《轰炸》《凯归》，其中《轰炸》尤令人难忘。丰子恺在《教师日记》中记述：
“昨日下午吾在简师教室，将自作宣传画悬壁上，以示漫画组诸生，忽闻哄堂大笑……我问学生‘笑什么？有人答曰：‘没得头。原来四幅中，有幅描写敌机之惨状者，画母亲背负婴儿逃向防空洞，婴儿头已被弹头切去，飞向天空，而母亲尚未知之，负着无头婴儿向防空洞狂奔……你们那组人正在对着所画的无头婴儿哄堂大笑的时候，70里外的桂林城中，正在实演这种惨剧，也许比我所画的更惨……城中的惨状，你们去想象！现在你们还能哄堂大笑吗？”
战争极大地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思考，在流亡途中，丰子恺眼见各种惨景，这些触目惊心的景象使得丰子恺悲愤交加，他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笔杆抗战的运动中。在艺术家敏锐的感知力下，抗战时期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带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一草一木总关情，鸟兽虫鱼幽怨多。面对鲜活生命的灭失，家园故土的离散，人们的共同体归依意识空前加强，丰子恺将之提炼为对家国的怀想而集中表现在他的抗战漫画中，这些作品也在打动人心之余具有了持久的艺术感染力。
时人时评
抗战的大背景下，艺术家个体体验不仅显得微弱，而且被视为“不和谐”的呻吟。“风雅题材与天真题材之赞赏者”的丰子恺所作的抗战漫画就曾被奚落。
1941年1月丰子恺在成都举办个人漫画展，《战时后方画刊》刊载评论文章，认为“丰先生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他虽“老当益壮”地开始作起了抗战生活题材的漫画与漫画的《阿Q正传》，然而“糟糕的是风雅惯了的笔墨画起什么来也都总仍是风雅的，而偏偏现实的抗战题材却实在与风雅又绝对无关，于是乎我们的名漫画家就索性不再同般青年小伙子争雄长而仍然‘退回到他自己之在过去确曾盛极时的梦境里去，仍然玩弄他那风雅的天真、淡泊的笔墨，并再寄托其情趣于疏柳与茅亭间了！”
抗战刚结束，丰子恺在重庆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在肯定其在画坛上的地位和影响的同时，也认为他的作品仅仅是“适合于小市民趣味的抒情的东西”，他的表现手法“适合于抒情”描绘，而表现战斗感想或悲惨痛苦的景象，则不适合。
当然，对丰子恺抗战漫画的赞扬之声也是很多的。就像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一文中评论的那样：丰子恺“本来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战后呢，由我看来，却是很‘积极的了。虽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线杀敌，但已经是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他勇敢、坚决、乐观，和一切的战斗者一样。作为证据的，是他年来的行动和言论”。
丰子恺对自己的漫画非常自信。1938年4月16日，《抗战漫画》全国美术界动员特辑刊登了丰子恺的《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一文。他认为漫画有锐利的宣传力，原因有两点：第一，看漫画望而知，不花时间；第二，漫画是种世界语，任何国人都看得懂。在文章结尾，丰子恺还指出“百篇文章不及一幅漫画”，并号召全国漫画家一齐冲锋！丰子恺将自己的艺术理论与创作结合起来，以极高的热情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奋起抗战。
丰子恺认为艺术要“曲高和众”，既要追求艺术的通俗易懂，同时也要注重艺术格调和完美。他还认为艺术当以“仁”为本，并将艺术的旨归释为仁，他说凡在抗战中见义勇为，作出牺牲者皆为最伟大的艺术家之。
丰子恺和他的作品中的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虽与当时的美学情趣不大相融，然而若干年后，他在漫画中所表现的人性、关注生命的深沉内涵却跨越了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