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圈谁拥有话语权,谁就能利益最大化 玩
徐复观认为，数月以来的反驳文章，大都只从枝节项目着眼举证，不仅未中要害，而且相形之下，错误更多。
傅申曾在文章中表达过学术争论的无奈，对于涉身其中的专家或多或少都是一个损失，因为观点的不同，各方的感情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争议《功甫帖》
2013年，纽约苏富比，买家刘益谦在咨询过十几位市场派专家之后，毅然以5000余万人民币拍下苏轼《功甫帖》，这些市场派专家绝大部分认为这是苏轼存于民间的唯一墨宝。
然而，这重磅新闻在3个月后的12月底再次被人们所关注，上海市博物馆的三位研究员公开在《新民晚报》发文指认《功甫帖》并非真迹，而是后人“双钩廓填”的伪本。由此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由此展开。2014年元旦三位研究员发文证明自己观点，2月，刘益谦带帖上京验明正身，试图熄灭不利舆情。3月24曰，龙美术馆开馆前两天，上博再次在大众媒体发文公开证伪新论据。而这件事情的主角刘益谦索性在开馆时将所谓的争议和报道做成文献特展，引起了观者的强烈兴趣。
无法验证的阴谋论
在这个事件中，市场派与专家派被分成了两个阵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传席认为“多半是假”，荣宝拍卖刘尚勇认为：“学术讨论永无止境，市场派只能认死理，不然拿什么交易？”
争论很快脱轨，真伪退居次要，互揭“黑幕”成了主题。
上海收藏家颜明质问刘益谦：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的张荣德2013年刚刚履新，拍卖《功甫帖》是他到苏富比后首次主持书画业务。2005年，上海道明拍卖又是与刘益谦合资创办，两人关系匪浅，其话后之意不言而明，颜明同样质疑刘找来站台的支持者都是市场人士而非体制内专家，结果可信度尚待讨论。
更多的人将上博置于靶心，传闻《功甫帖》原出自天津银行家许汉卿家，“文革”时抄家藏于上博，“文革”结束后，钟银兰判定为赝品，退还主人，致使《功甫帖》流失海外。此事如为实情，上海博物馆将很可能因此承担法律责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鉴定大家徐邦达1992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写过，苏书《功甫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真迹无疑”。而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李路平也曾表示，有上博内部人员告诉他，《功甫帖》确实是从上博流出去。如此惊人的消息一出，上博旋即在发布研究报告的同时，反驳“文物流失”阴谋论：上博出示的“退还许汉卿旧藏文物的清单”，《功甫帖》不在其中。
一件价值半亿的艺术品，最终演变成为了一场无休止的利益纠葛与口舌之争。
黄公望遗作的画外音
《功甫帖》的争论掺杂了太多的市场经济下的利益纠葛，而《富春山居图》的些画外音，却可能涉及学者之间的一些心态与恩怨。
上世纪80年代发起这场争论的徐复观曾经这样说：“数月以来的反驳文章，大都只从枝节项目着眼举证，不仅未中要害，而且相形之下，错误更多。”“对方常不检讨我的全部论证，甚至逃避最重要的论证，不提出针锋相对的辩论。或者提出了，又经不起反批评。若对方批评我的是对了，我即坦然接受，并检讨我的错误在问题的决定中占有什么地位。”
而当时身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傅申则认为：“徐教授不能做到比较地冷静和客观，在考证时每有偏差，甚至于得出相反的结论来……本来，谁都会因一时的疏忽或限制，而产生错误，无足怪异，只是徐教授往往因自己的错误而严厉地指摘他人，特别令人遗憾吧……虽力求逻辑而又不太合乎逻辑……不大接受别人已经解决的问题，而只朝自己的思路上去深钻；若是方向一开始就错了，就不免愈陷愈深……先行判断了无用师卷是伪卷，也就是说先有了片面的结论才来作推理的。”“凭着他历来对‘故宫诸公的一股莫名怨气，骤起发难，先已站于气血浮重不能持之以平的不利地位。”
徐复观也同样不客气地批评当时的“台北故宫”：“台湾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又有许多宝贵的资料，二十多年来，在学术上应该有成就。但迄今为止，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只落得一片空虚混乱。重要原因之一，有机会参加重大文物研究机构的人，非仅自己悠游岁月，不求长进，并且不知不觉地误以国家的宝藏当作小集团的产业，因而形成豪绅恶霸的心理，以豪绅恶霸鱼肉乡民的手段，对待他们小集团的学术问题。当我的《中国艺术精神》印行，受到重视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霖灿在《大陆杂志》三八卷一期刊出《南齐谢赫六法浅释》一文，用射暗箭的方法，说我把气韵生动说得‘太玄秘深奥，是‘一心钻牛角尖，‘取错了方向。而他自己的‘浅释，既无起码的常识，又无文字必不可少的条理，我便写了《人文研究方面的两大障蔽》一文，加以教训。”
最获益的或许是理智的观众
傅申曾经在辩论文章发表这样的观点，大意如下，这样的学术争论对于涉身其中的专家或多或少都是一个损失，因为观点的不同，各方的感情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是这样的争论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理智的观众，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争论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与证据来判断孰是孰非。
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将关注的焦点从无休止的口舌指摘和利益对抗中移开，而将双方不断公布的“证据”细细研读，做一个理智的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