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望者

来源:中国美术 2021年01月05日 00:28

...者的荣耀 林肯历史回顾

赵炎

引言

在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中,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1efer)是颇为晦涩的一位,他的作品之所以难以理解,就在于观看者并不能轻易地从中直接识别出内涵。就其图像而言,艺术家总是以一种象征或超验的方式将作品的内涵隐藏在图像背后,而极少以叙事性的方式来直接表达。就作品的主题而言,基弗的作品深深地根植于本民族——日耳曼文化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在面对本土文化语境(比如德国、北欧等)中的观众时,他的作品相对容易理解一些,但这种理解也更多地是从文本(通过图像中的文字及标题的提示)而非图像本身的解读中获得的。而对于其他文化语境中的观众而言(比如中国观众),基弗的作品就显得非常晦涩难解了。不仅如此,基弗的作品始终是从历史的维度出发的,他“总是聚焦于过去的各种时刻,却几乎不面向当代文明”。这种时空的差异也从一开始就造成了当代的观众理解其作品的困难。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基弗作品的难解恰好是由于他所关注的对象与今天现实之间历史维度的差异所造成的。但这种历史维度的差异对于基弗的艺术而言又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其艺术创作的核心,同时也是今天我们理解其作品的切入点,是基弗的艺术最为迷人的地方。

在基弗的艺术生涯之中,对于纳粹与二战问题的直接表现是其艺术发展的最初关注点,他后来的作品都是循着这条历史的线索逐步拓展并或多或少地与之有所联系。因此,理解基弗艺术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关注他对于纳粹与二战历史的不同表现方式。伴随着对于历史不同程度和层面的表现,他逐步建立起了自身作品在讨论历史问题时的那种独特的艺术语言。

日耳曼遗产与德国的历史

基弗的作品从一开始便以一种刺激性的方式直接面对乃至挑衅当时德国社会最为敏感的纳粹历史,比如他于1969年创作的摄影图集。这套作品是他在意大利和法国度假的时候,在不同国家的纪念性建筑前敬纳粹军礼的系列照片,而这一行为在当时是政府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纳粹与二战是德国人心中一个沉重的精神创伤,将历史的创伤直白地呈现出来并加以强化,直接触动当时的人们那种最为隐秘的情感,这一点不得不说是基弗的大胆之处。但是,这样的作品在价值判断上又是模棱两可的,直接模仿纳粹占领军的形象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带有明显的达达式的戏谑,但基弗的创作方式又是极为严肃的,这是一种反讽,还是新纳粹思想的抬头?至少从作品本身来看,很难明确判断出他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手法让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争议。

1973年,基弗创作了作品《四位一体》(Quaternity)。画面中,在一间木屋的地板上有三团火和一条蛇,似乎象征着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与撒旦,这成为了一种精神和信仰世界的微缩模型。而基弗在自己早年的阁楼画室启发之下创作出来的这种满是木纹的木屋,也构成了他早期作品的经典图像,成为了古代日耳曼森林地貌景观和神秘精神信仰的直接象征。在其他作品如《神剑》(Nothung,1973)、《圣父、圣子、圣灵》(Farther,Son,Holy Ghost,1973)、《德意志精神的英雄》(Germanys Spiritual Heroes,1973)、《帕西法尔》(ParsiFal,1973)等中,同样的木屋场景反复出现,如同原始的神殿一般,成为了艺术家心中一种精神的祭所。在这些作品中,燃烧的火堆成为了神或英雄的象征,但是基弗笔下的这种象征性的表现却并非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是更多地指涉了北欧的原始宗教信仰,因为这些精神遗产才是日耳曼民族在形成之初就内化于其灵魂之根的基因。这些作品说明这一时期基弗的艺术之路已经超越了最初的那种简单化的模仿和挑衅,转向了对于德意志民族自身的历史精神和文化遗产的探索和追求,这构成了此后基弗的藝术赖以生存的文化之根。

除了神秘木屋图像之外,20世纪70年代在基弗的作品中形成的另一典型图像便是一种宏大而厚重的焦土风景作品。1976年创作的《瓦卢斯》(Varus)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件作品展现了一条幽暗神秘的森林之路,画面中艺术家用粗犷的笔触描绘了夹杂着积雪与血迹的崎岖之路一直通向远方。如果只看图像很难理解作品所要表达的内涵,但基弗同时在画面上写下的一系列名字:“Varus”“Hermann”……成为了指涉作品主题的重要提示,他所表现的其实是日耳曼民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事件:条顿堡林山之战。罗马帝国初期,奥古斯都(Augustus)于公元5年在莱茵河以东设立了日耳曼行省,由当时的罗马贵族和指挥官帕布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卢斯(Publius Quincdlius Varus)统率五个军团驻扎于威悉河上游一带作为这一地区的驻防军。公元9年,乘瓦卢斯率三个军团和辅助部队转移营地之机,日耳曼部落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赫尔曼(Hermann)诱使瓦卢斯率军进入条顿堡林山的伏击圈,将其全部歼灭。瓦卢斯兵败自杀,而阿米尼乌斯则成为了日耳曼的民族英雄。这次战役终结了罗马帝国向日耳曼地区的扩张,使得日耳曼人最终脱离罗马而独立,因此成为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后来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中被喻为“德国的首次胜利”。除了《瓦卢斯》之外,围绕条顿堡林山之战,基弗还创作了一系列其他的作品。比如《世间智慧之路——阿米尼乌斯之战》(Ways oF Woddly Wisdom—Arminiuss Battle,1978—1980)将德国历史上著名的作家、音乐家和思想家的肖像与作战指挥官赫尔曼并置在一起。此外,还有《彼埃·蒙德里安——阿米尼乌斯之战》(Piet Mondrian—ArminiussBatde,1976)等作品。通过表现这一系列主题,基弗将思考的对象转向了更为深层的日耳曼民族问题,但这些问题又都与纳粹问题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基弗作品一直以来所涉及的纳粹价值判断的问题,无论是将其评论为对纳粹的宣扬或贬损都是简单化的。因为历史本身并无简单的对与错,在基弗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恰好是历史的悖论:民族主义固然是一个国家(比如德国)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基础,但也恰恰是民族主义,当其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会孕育出像纳粹这样可怕的畸形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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